浙江丽水纪委监委来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949人次,中央巡视组受理信访举报49万件

浙江丽水纪委监委一年来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949人次
函询整改不力?二次约谈或问责

2018年,在巡视巡察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各级纪委监委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派驻监督体系日益完善。

“老邓,半年过去了,接龙镇纪委问题线索还是零发现、零立案、零查处。作为纪委书记,你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出现问题不能一味地找理由、找借口。”在重庆市巴南区纪委监委会议室,区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严蕾一脸严肃,与她面对面的正是巴南区接龙镇纪委书记邓杨彪。

本报讯(通讯员 叶海霞
吴春雨)“怎么退休了,还要接受函询?”近日,退休多年的浙江省丽水市市管干部林某接到市纪委监委问题线索处置的函询时很是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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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办公室后,邓杨彪不自觉地擦了擦手心的汗。回到接龙,他立即召集镇纪委全体纪检干部从自身开始查找问题,逐项逐条整改。同时,围绕违规公款吃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10个方面问题,开展镇村两级干部作风问题专项整治。一个月后,接龙镇纪委就主动发现了问题线索。目前,立案1件2人,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4人。

其实,在问题线索处置中,用函询方式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提醒已成为丽水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该市纪委监委不断提高问题线索函询质量和效果,会用善用、用活用好“函询”这把纪律戒尺,使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成为常态的一个侧面。2017年4月,该市纪委监委正式合署办公,一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处理1949人次,其中51名处级干部被函询。

中央巡视组受理信访举报49万件

“镇街纪检监察组织是监督执纪的生力军,对‘三零’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就是要让他们红脸出汗,及时查漏补缺,提高履职能力。”严蕾介绍,今年以来,巴南区纪委监委建立“三零”纪检监察组织定期通报制度,对存在问题的纪检监察组织及时约谈。

该市纪委监委为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双重职责,做实监督,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制定了线索处置流程图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问题线索处置尤其是函询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省纪委监委规范党员干部函询工作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和规范了函询的范围、程序和后续的处理方式,有力推动函询工作扎实开展。比如规定函询时,对于函询对象回避相关情况,不主动、不全面向组织说明问题的行为需要从严处理;在要求被函询对象对函询情况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说明的同时,函请所在单位党委书记对其进行谈话提醒……

2018年,中央巡视组共开展1轮常规巡视、1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共巡视27个省区市、18个中央部门、8家中管企业和2家中管金融企业党组织,首次将10个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主要负责人纳入巡视范围。中央巡视组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49万件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根据巡视移交线索查处了蒲波、曾志权、吴浈等案件。巡视中,把整改落实情况作为监督检查重要内容,对拒不整改、应付交差、虚假整改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在市县巡察方面,全国市、县两级共巡察12.6万个党组织,发现各类问题97.5万个,涉及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线索19万件,推动查处3.6万人。

约谈倒逼责任落实。截至7月30日,巴南区年初被通报的8个“三零”纪检监察组织已主动发现问题线索34件,立案2件4人;年中被约谈的6个“三零”纪检监察组织已主动发现并移交问题线索10件,办结3件。2名镇街纪委书记因履职不力被诫勉。

“函询作为第一种形态最基本、最常规的手段,对于维护监督执纪严肃性和政治生态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丽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方向表示,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要真正把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要求落到实处,让党员干部在函询中远离红线,在函询中守住底线,在函询中放下包袱。

统一设立46家派驻纪检监察组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挺直腰杆、瞪大眼睛,勇于监督、秉公执纪。

据悉,该市纪委监委还采用巡回监督、回访、查阅报告等方式,掌握被函询对象的整改情况,对整改不力或整改不到位的,进行“二次约谈”,直到启动问责程序;为提升函询的严肃性,将函询材料纳入廉政档案,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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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纪检监察机构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接触的都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针对部分乡镇纪检监察机构履职不认真、长期不办案问题,各地相继开展了约谈,督促纪检干部把责任担当起来。

在派驻机构改革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整派驻机构设置,统一设立46家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129家单位。推进中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设立企业纪检监察组或者监察专员办公室,由国家监委赋予监察权;将中管金融企业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明确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委接受高校党委和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地方纪委双重领导。

“抽查月月搞,问题月月零,但上级纪委一派检查组,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一两天就发现一大堆问题。”近日,云南省蒙自市纪委监委对扶贫领域违纪问题“零线索”的乡镇纪委书记进行了约谈。“这反映出来的就是监督缺位,是履职尽责不到位,甚至是失职失责!”蒙自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为破解“零线索”“零立案”“零查处”问题,浙江省平湖市纪委监委建立了“市纪委指导、案发地主办、片区内协办”工作机制,建立了“区域联合调查库”,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全市8个镇街道被划分为四个责任区块,由4个纪检监察室分别联系指导2个镇街道,通过加强对责任区块的联系指导,有效提升镇街道纪委执纪审查的精准性。

“打铁还需自身硬”,2018年,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西藏自治区洛隆县纪委监委在“零线索”乡之间开展交叉检查,明确各乡纪委书记负总责,着力检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员干部参与宗教活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等,不定时、不定点开展明察暗访、交叉检查。

2018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到位,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力,在推进重大改革、重点工作中推诿应付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坚决追责问责。全国共有1.3万个单位党委、党总支、党支部,237个纪委,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监督执纪乏力不仅对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构是难题,部门派驻机构也有着同样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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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纪检监察组去年监督责任考核排名靠后,而且‘零立案零查处’。是被监督单位没有一点问题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是不敢监督、不愿监督还是不会监督?”

从“惩治极少数”到“管住大多数”

在青海省2017年度监督责任考核中,排名靠后、派驻监督工作不到位的12家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先后接受了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的面对面约谈。

在追责问责的同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的173.7万人次中,运用第一种形态,约谈函询、批评教育110.4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3.6%;运用第二种形态,给予轻处分、组织调整49.5万人次,占28.5%;运用第三种形态,给予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次,占4.7%;运用第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处理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的党员干部5.5万人次,占3.2%,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面对面约谈,对我这个‘老纪检’来说还是头一次。作为一名老党员,‘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不能有,回去后,马上和组里的同志们逐条分析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青海省驻省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诚恳地说。

强化自我监督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零立案”问题,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表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立案不是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但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为了一团和气搞好关系,该立案的不立,是绝对不行的。要持续深化派驻机构建设,始终把纪律审查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问题该批评就批评,该调查就调查,该问责就问责,不能当‘不抓老鼠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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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为督促派驻机构绷紧“责任弦”,四川省纪委对2017年5个零立案派驻纪检组进行专题督导。督导由省纪委书记带队上门“把脉问诊”,现场直指要害,“红脸出汗”的情景频频出现。

在强化自我监督方面,定期排查反映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对政治不纯、纪律涣散的认真清理,对作风飘浮、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对滥用职权、以案谋私的坚决处理,对担当不力、失职渎职的严肃问责。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强化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2018年,全国共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9200余人,组织处理1.3万人,处分39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110余人。

据了解,早在2016年,四川省纪委就印发了《四川省纪委派驻机构工作考核办法》,围绕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将问题线索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报送、初步核实及谈话函询、立案等工作细化为28项指标,进行量化考核。

“对考核中发现的零立案纪检监察组开展面对面的督导、谈话,就是要拧拧‘螺丝’、紧紧弦,进一步加大压力传导力度,夯实监督责任。”四川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派驻监督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只要在位一天,就要敢于唱黑脸、敢于担责任,始终把纪律审查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重要内容,让老百姓时刻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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