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通人员,浙江扎实推进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

图为十一月十七日,陈碎园被押解抵达温州机场。周蕾 摄

我省追回一名“红通人员”

38.3万到70.1万,这是浙江省在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前后,监察对象数量的变化。改革,不仅意味着大幅增加的追逃防逃风险点,还带来诸多疑惑:改革后,谁来统筹协调工作?由谁直接办理个案任务?谁能决定对在逃被调查人进行通缉?检察院已立案的案件谁来负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凡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心。陈碎园的缉捕归案再次警示外逃腐败分子,必须抛弃一切幻想,只有尽快投案自首才是正确的抉择。

陈碎园夫妇出逃后,专案组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和深入的思想动员,于2015年7月3日成功劝说其丈夫程圣洪回国投案自首,案件取得重大突破。但陈碎园抱有“超过一定年龄就不用服刑”的幻想,不回国、不自首的心态较为顽固。

当年,11月16日、11月28日,中央挂牌督办红通人员陈碎园、外逃20余年的犯罪嫌疑人陈小务先后被缉拿归案……

陈碎园,女,1965年7月21日出生,原系浙江省文成县农业银行国际业务清算岗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罪。2006年4月6日,陈碎园伙同其丈夫程圣洪从广西潜逃至越南,先后辗转泰国、缅甸等国。2016年5月19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逮捕决定。同年10月14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9286/10-2016。

“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十九大报告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党中央凡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心。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温州市委、文成县委高度重视此案,精心部署,市追逃办加强指挥协调,配强专案组力量,市公安机关深入研判案情,认真制订缉捕方案,周密开展抓捕工作。最终,在缅甸有关方面的协作配合下,陈碎园被成功抓获。陈碎园的缉捕归案再次警示外逃腐败分子,只有抛弃一切幻想,尽快投案自首,才是正确的抉择。

追逃“天网”,越织越密。在对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外逃嫌犯徐长声、周鸿毅的追逃中,正是各地各部门的协作配合,才得以顺利排查到他们已“洗白”的身份或藏匿踪迹的地点,最终成功实施抓捕。

本报讯
11月16日下午,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成功将“红通人员”陈碎园缉捕归案。这是在中央追逃办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协调下,浙江省、温州市追逃办和省、市公安机关经过共同努力取得的又一成果,也是在党的十九大后浙江省追回的首名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红通人员”。目前,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浙江省35名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存量已减少到12名。

本报讯 (记者 丁谨之 通讯员 颜新文)
11月16日下午,温州市公安机关成功将“红通人员”陈碎园缉捕归案。这是在中央追逃办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协调下,省、市两级追逃办和公安机关共同努力取得的又一“猎狐”成果,也是党的十九大后,我省追回的首名由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红通人员”。目前,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我省35名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存量已减少到12名。

“除了国内‘打虎’‘拍蝇’,还需要‘天网’‘猎狐’堵上外逃口子,形成打击腐败的完整链条。”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座谈会召开后,省纪委主要负责人在赴各市县调研中,均强调要增强追逃防逃主体责任意识。

陈碎园夫妇出逃后,专案组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和深入的思想动员,于2015年7月3日成功劝说其丈夫程圣洪回国投案自首,案件取得重大突破。但陈碎园抱有“超过一定年龄就不用服刑”的幻想,不回国、不自首的心态较为顽固。温州市委、文成县委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市追逃办加强指挥协调,加强专案组力量,市公安机关深入研判案情,认真制定缉捕方案,周密开展抓捕工作。在缅甸有关方面的协作配合下,成功抓获陈碎园。

陈碎园,1965年7月21日出生,原系文成县农业银行国际业务清算岗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罪。2006年4月6日,陈碎园伙同其丈夫程圣洪从广西潜逃至越南,先后辗转泰国、缅甸等国。2016年5月19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逮捕决定。同年10月14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9286/10-2016。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推进,监察对象数量大幅增长,追逃防逃任务更加繁重。为此,2017年8月,经省委同意,省纪委新设立追逃追赃室,承担省追逃办的日常工作职能。在11个设区市,均成立了追逃办,健全了市级追逃防逃工作机构。此外,宁波市、衢州市还在所辖县全部设立追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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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9月19日,成功将中央挂牌督办红通人员周华龙缉捕归案;

浙江从缅甸追回“红通人员”陈碎园

不扎紧防逃的“篱笆”,追逃追赃就永远是一场打不完的硬仗,也打不了胜仗。防住一个,等于追回一个,在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同时,浙江还对防逃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结合监察体制改革和本地实际,不断强化工作力量,健全完善追逃防逃工作机制,确保不新增外逃人员。因此,各地各部门均将减少外逃存量、杜绝外逃增量作为工作重心,坚持关口前移,完善制度,落实责任,扎实做好防逃工作。

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找准定位

依据“要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工作力量”这一重要指示,浙江省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找准定位,将追逃追赃职责作为重要内容谋划,抓好机构转隶中工作的有序衔接。

2017年4月17日,“百名红通人员”李世乔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目前,在执纪审查、巡视、审计、大额可疑资金监管等工作中,加强对重点人员的风险评估,及时采取阻止出国等应对措施,已形成防逃的“条件反射”。(本报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丁谨之 蔡琳)

成效很快显现:2017年12月6日下午,绍兴市追逃办会同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22年的绍兴市物资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韩汉均从海南省海口市抓获归案。这起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原案追逃工作随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转至市监委办理,案件侦查仍由原立案检察机关负责,经多方紧密协作终于追回外逃人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2017年12月1日,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在潜逃3264天后,被缉捕归案。成功抓获周骥阳,是浙江省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是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又一战果。

防患于未然。去年,省追逃办还与组织、公安等部门开展证件护照管理专项检查,集中查处上交假护照、不交护照、交部分护照等违规违纪问题,严肃处理故意造假上交假护照、对组织不忠诚的党员干部,结合问题线索进行重点调查,并对管理不尽责、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和领导进行严肃问责。

据了解,2017年,全省共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人。其中,22名系未列入中央挂牌督办的陈年积案。目前,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浙江省35名外逃人员已减少为11名。丽水、衢州两市已实现追逃任务“清零”。

加强证照管理是防逃的有效手段。浙江省进一步落实出国审批、证照集中管理、初核问题线索同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等一系列制度。同时,纪委监委会同组织人事、公安、外事等部门,进一步规范出国审批和证件管理,将监督重点从党员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覆盖。

在浙江,追逃追赃工作有序衔接、追逃追赃案件隶属明确,规定了原由检察机关立案的案件,法律层面办案主体不变,继续由检察院负责案件追逃工作,监委在办案人员等方面积极配合;监委新立案案件则由监委全程负责追逃工作。2017年,全省共追回26名原检察院立案的涉嫌职务犯罪外逃人员。

改革试点中,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浙江省将监委定位为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主体,各级监委不仅承担追逃追赃工作统筹协调职责,同时承担直接办理追逃防逃个案的任务,可以依法决定对在逃被调查人进行通缉,商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此外,注重发挥各级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作用,纪委监委、公安、检察、金融等成员单位按省监委制定的《浙江省监察业务运行工作规程》,共同构建追逃防逃责任体系。

织密反腐败的“天罗地网”

2017年7月,青田县人防办常务副主任郭永军试图外逃事件发生后,经丽水市追逃办向省追逃办、市委报告,省、市追逃办立即启动追逃防逃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迅速行动,12小时内成功阻截并控制郭永军。

2017年,浙江追逃工作捷报频传。夯实基础、辗转千里、精准出击,每一次成功背后,都离不开省级追逃部门的统一领导和各地方、各追逃单位的通力合作。

坚持追逃防逃并重

外逃“零增长”的背后——浙江扎实推进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

2017年以来,特别是新一届省纪委常委会产生以来,按照中央纪委和中央追逃办统一部署,浙江将追逃防逃融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机构建设,完善工作机制,着力消减存量、严防增量,共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名,其中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人员7名(包括2名“百名红通人员”);在境内抓获企图外逃的涉嫌职务犯罪监察对象和潜逃的留置对象各1名,保持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零增长”。“猎狐——浙江”专项行动先后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各类逃犯474名,追回赃款赃物累计价值12.3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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