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知识,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

在国内外学术界颇负盛名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于上海孤岛时期的1939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重要积淀,现代学界的精神追求和学术记忆,合众图书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曾有学者考证了合众图书馆的具体建馆日期,回顾此文我们发现,今年5月刚好是合众图书馆创办八十周年。现刊发予以纪念。

内容摘要: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1997年
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
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
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 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
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 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

《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6开本,分为9卷3册,自1946年编成后,终于在延宕66年后由中西书局首次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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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元济;顾廷龙;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古籍;年谱;学术;先生;序跋;创办

该目录系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京沪区代表徐森玉主编,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具体负责组织实施。顾廷龙先生在为1981年国家文物局内部油印本撰写的《跋》中回忆说:“参考书既备,先生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吴、程二君因事先去,编录校订则以谢君之力为多。”因此,承担主要编纂任务的是青年文物学者谢辰生。

合众图书馆的创办时间可以追溯至1939年的春季。1939年3月15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已谈及合众图书馆的创办并征求时在北京的顾廷龙是否有南图的意愿,“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叶景葵在1939年4月3日的信函中更明确地提到了“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

作者简介:

这位青年学者是郑振铎先生新找到的助手,1949年进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历任国家文物局业务秘书、副处长、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现为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他参与了新中国文物考古和保护研究的全过程,堪称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从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最早的有关文物工作的重要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首批文物法令,1956年《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到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等,都是他执笔起草的。

在1939年4月18日的信函中叶景葵同顾廷龙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发起人、筹备处屋舍承租等项事宜,“鄙意组织逾简逾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至何时可以设筹备处,则全视所欲租之屋何时可以起租”。1939年5月4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电文中明确提到合众图书馆的筹备处“屋已租定”。1939年5月23日和5月25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更明确地提到,“此间筹备处已租定辣斐德路六百十四号,馆名合众”,“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从以上信函中可以知道,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从1939年3月开始酝酿,至1939年5月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其具体标志是此时确定了具体的馆名,有了具体的筹办人员,租定了具体的筹备处屋舍,设立了建馆筹备处。这一点还可以从1946年1月24日陈陶遗等给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得到证明,在这一申请立案事的公文档案中曾提到,“爰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发起筹设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顾廷龙、贺昌群、谢辰生先生等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目录,以及张政烺等中国学者的研究着作122种,认真梳理其中所列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项、古籍等类中国文物,编成《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因各种原因被劫夺到日本的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并将乐浪郡王墓、乐浪王光墓、乐浪土城出土之文物,凡中国汉代重要遗物存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者,列为附录一;又将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在大同、平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在安阳、商丘,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定襄、太原、五台山、浑源,日本驻太原特务机关文化室在五台山,兴亚学院北支那佛教史迹调查团在太原西北蒙山,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在河南平汉沿线等地的34次调查、发掘,“不能详知其所得古物及后来收藏何处”者列为一表,编为附录二,以资调查。随后列出编纂凡例,说明编纂原则和体例设定,再附上《目录》编纂所依据的122种引用书目之书名、编者、文物收藏者、图谱出版者、印制时间等详细信息,然后列出与这些文物相关联的594个日本人物、59家公私博物馆等机构,注明所在卷、页,名之为目次,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名、机构名称索引,读者查找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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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编纂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录所依据的122种参考书,当下研究者、读者一般不易见到,特为罗列,以期能引起专家和各界读者的关注。如:《文部省认定重要美术品目录》、《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一区金属品目录》、《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五区玉石品目录》、《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六区甲角品目录》、《帝室博物馆年报》、《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帝国博物馆藏周汉遗宝》、《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原田尾山着,昭和十三年东京博文堂书店排印本一册)、《澄怀堂书画总目》、《支那古美术聚英》(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昭和十四年便利堂景印本一册)、《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河口慧海师将来西藏品图录》(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编,明治三十七年印行一册)、《考古图编》(原田淑人编,昭和二年东京美术工艺社印本第八辑一函)、《西域考古图谱》(二卷,大谷光瑞藏,香川默识编辑,大正四年东京国华社印行)、《泉屋清赏》(住友吉左卫门藏,滨田耕作编,大正八年影印本七册,续编二册)、《瓯香谱》(横河民辅藏,青山二郎编,昭和六年东京工政会出版,图六十幅目录一册)、《古本三国志》、《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内藤虎次郎藏,大阪府立图书馆编,昭和十年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一册)、《近畿善本图录》、《德富氏成篑堂善本书目》(日本峰先生古稀祝贺纪念刊行会编,昭和七年排印本一册)、《八年来日人在华诸省所作考古工作纪略》(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二三期)等等。

自1939年5月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建立之后,各项筹备工作积极展开,“至三十年春筹款自建馆舍于长乐路七百四十六号,即于同年八月一日成立发起人会”,“同年八月六日成立董事会”。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目录》于1946年编成后,录存9份,除送交有关部门外,仅存两份一份存放在上海合众图书馆。建国后顾廷龙先生把其中一份送交上海图书馆保存。谢辰生先生在为本书正式出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说:“1981年初,我收到顾廷龙先生来函称,他手上仅存的一份《目录》因复写字迹日益退落,很难保存,要我向文物局反映,可否油印若干份以利保存。当时的局长任质斌同志十分重视,立刻批准油印100份,并安排研究室于秀华同志负责具体操办,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全部完成,共印100部,由文物局分发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谢辰生先生还特请启功先生为之题签。2011年秋,我在追寻王世襄先生1947年从日本追回106箱珍贵宋元版古籍的相关线索过程中,获知谢辰生先生曾在1946年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而且66年来从未正式出版的信息,立即商请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杨璐帮助,登门拜访谢辰生先生,书局的出版计划得到谢老首肯,荣幸地获得原样影印出版的独家许可,谢老并慨允为《目录》的公开出版撰写《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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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不承想,2011年秋,向国内博物馆、图书馆寻找1981年国家文物局油印本时,竟然遍觅不得,只得转回谢老府上,请求谢老在家中翻查寻找,3个月后谢老从国家文物局原来负责油印的于秀华同志处找到了她仅存的一部家藏本。随即商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用高倍进口扫描仪进行扫描复制。不久,遇到一位刚从日本讲学归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非常赞成中西书局的出版方案,认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其三,在即将迎来甲午海战120周年纪念之际,把这样一部依据清晰、考订详尽、器物确凿的流散文物目录,在延宕66年之后公开影印出版,非常重要,意义非凡,相信历史、文物、收藏界和媒体一定会高度关注。可他告诉我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大书库里就摆放着这部中国国家文物局1981年油印版《目录》,供人翻阅,不禁令人五味杂陈,扼腕唏嘘!不过,这位教授亲历亲见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西书局决心仿真影印、公开出版这部文物目录,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合众图书馆于1955年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6年在原址扩建成三层楼书库,1958年以后改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顾廷龙先生的《跋》、谢辰生先生的《前言》分别对他们当年编纂《目录》的缘起、过程作了介绍,但二位前辈太谦逊了,对我们后辈人来说,他们的介绍实在是过于简略了。所以,我们在按照原样影印出版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录的同时,还必须综合多方面的信息和历史数据,再现前辈学者艰苦编纂的历史背景,还原历史过程,铭记历史教训,感恩前辈的艰苦奉献。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合众图书馆于1939年5月开始创办,其标志是当时合众图书馆筹备处的设立;而合众图书馆于1941年8月开始正式创立,其标志是合众图书馆成立了发起人会及董事会。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4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12月,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着名学者考试院考选委员陈训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梁思成为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教育部国民司司长顾树森,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国史馆馆长张继,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和着名文物学者沈兼士、刘敦桢、张凤举、贺昌群、张政烺等26人为委员,下设京沪、平津、粤港、武汉、东北5个区办事处。徐森玉为京沪区代表,余绍宋、黄增樾、江彤侯、程复生为副代表,金研僧为助理代表,顾廷龙为办事员;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唐兰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

编辑:于颖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成立后,在陈训慈先生的实际主持下,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员满怀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清查文物损失情况。但日寇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掠夺实在太严重了,要完整、详尽地调查文物的损失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到1946年底1947年初,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统计得出在1937至1945年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并将此统计结果上报教育部和国民政府。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同时还承担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的任务。比如徐森玉先生先后接收上海敌伪图书124箱51666册、南京敌伪图书69箱34525册,运送重庆罗斯福图书馆收藏,其中珍本、善本图书605种9873册。比如王世襄先生,在被马衡和梁思成先生推荐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后,因英文底子好,还承担了《战时文物损失报告表》的中英文校对工作。他在北平、天津先后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所藏青铜器,收购了收藏家郭葆昌所藏瓷器,追回美军少尉非法接收的日本人瓷器,收购长春存素堂的宋至清代丝绣,接收溥仪留存天津张园的珍贵文物,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一批珍贵文物等等。他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一文中说:“自公元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二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946年底,因英文好,又精通文物,王先生又加入中国政府代表团第四组,赴日进行战犯审判、战争索赔等谈判,主要负责调查、交涉、追还被日寇掠夺的中国文物事宜。1947年,历经千辛万苦,王世襄先生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寄存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善本古籍一百零六箱,其中有大量宋元版善本,并只身将其运回上海,经谢辰生先生等接收后由郑振铎先生转给设在南京的中央图书馆。这批珍善本古籍是抗战爆发后,为抢救沦陷区一些着名藏书家旧藏散失在市场上的珍贵善本古籍,当时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张菊生、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联名电请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抢救收购。不久即收到陈立夫、朱家骅复电同意,并决定动用中英庚款原定用于修建中央图书馆的专款,作为购书经费,当即由他们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专门办理此事。当时还决定所购善本古籍,将陆续经由香港转运重庆保存,但是除第一批有80余种宋元善本由徐森玉带走经由香港送往重庆外,其余3000多种运抵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珍善本古籍落入日军之手,被劫往东京。王世襄先生从日本追回的这批珍贵古籍,1949年在国民党溃败时被带往台湾,是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珍善本古籍的主体,而剩余部分则留在了现在的南京图书馆。

当王世襄先生在日本奋力追索被劫中国文物的时候,徐森玉、顾廷龙、谢辰生先生等则在上海倾注巨大心力,历时9个月,编纂完成《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个编纂工作既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的往前延伸,也是为中国政府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顾廷龙先生在《跋》中指出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曾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一种,其中主要要求为:自甲午以来,凡为日本掠夺或未经我政府许可擅自发掘之一切文物,均须由日本交还。该会深感在甲午以后,我国文物为日本巧取掠夺者,为数甚伙。此次办理赔偿,自亦应不以民国二十六年后之战时损失为限。而在此期间,凡为日本破坏或因日本军事行动损失之文物,则必须责令以同类或同等价值之实物赔偿,故除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复编《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为交涉之依据”。因此这份《目录》的编制在当时除了外交上的价值之外,在学术和民族情感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关于这部《目录》的价值,谢辰生先生在《前言》中引用顾廷龙先生《跋》语说:“此目虽较简略,收藏情况亦多有变化,但以数据索引视之,未尝不足以供文物工作者之一览。”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目录》只有目,没有图,其着录的内容也的确较为简略,而且自1946年以来,世事变迁,日本历经美军轰炸、地震损害、经济危机、战后重建,部分文物的收藏情况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是自唐宋以来由中国文物学者编着而成的第一部流散日本而且有确凿依据、确切下落的中国文物目录,虽然只有区区15245件,尚未记录的文物还浩如烟海。作为出版人,我们深切地期望新一代中国学者能追随前辈大师的足迹,继续编着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这样的流散文物目录,当然最好是配上清晰、准确的文物照片的图录。我们要诚挚感谢徐森玉、顾廷龙、谢辰生等前辈学人为民族为国家留下的这份中华民族永远不应忘记、不可忘却、不能遗忘的惨痛记忆。他们留下的这份确切、确实、确凿的海外流散文物目录,为学术界、收藏界研究、了解这些珍稀文物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出版界追寻海外流散文物下落的一次宝贵努力。因此,这部珍贵《目录》于编纂完成66年后的正式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完成扫描核对全书校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卷五页161、162页码漏编,而页163、164重复,经仔细核实,内容完全不同,当属蜡版刻写时的笔误,已经予以改正。此外,卷二缺漏页69、70,卷六缺漏页151、152,应该是油印本在装订时发生了遗漏。可是当我们回头去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查找油印版《目录》进行核实时,北大教授曾亲见的《目录》竟然找不到了。很高兴的是又意外地得到吉林大学图书馆有藏的信息,又立即商请吉林文史出版社徐潜社长帮助找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查核,但也遍查不得,令人遗憾。真让人高兴的是在《目录》正式出版后,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找到了顾廷龙先生存放在上海图书馆的那份原本,我们补齐缺漏4页的愿望已经可以实现了。

这部珍贵《目录》正式出版了,回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和徐森玉、顾廷龙、谢辰生等前辈为之付出的艰苦努力,那份为国家为民族的奉献精神,令我们后人感佩、感动;要向国家文物局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在《目录》编成35年后的写刻油印,才使得《目录》得到保存,是《目录》的第一次抢救;还要感念在31年后的正式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无私帮助的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杨璐,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徐潜,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常务副馆长陈红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刘玉才、顾歆艺,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真是他们的无私帮助和共同努力,才使《目录》得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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